作者：辛红娟（宁波大学浙东文化研究院副院长、外国语学院教授）

　　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，深刻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和道德品格，而作为儒家“四书”之一的《中庸》，不仅承载着孔子及其门生传授的处世哲学与人生智慧，更是中华民族“中和”哲学思想之所系。近日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将我国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“北京中轴线——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”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。

　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，“北京中轴线”体现了独特的中国传统都城规划理论和“中和”哲学思想。“中和”贯穿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宇宙本体论、演化生成论、关系价值论之中，不仅为个人的修身养性提供指导，也为社会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哲学方法论。在东西文明交流互鉴的学术框架下，甄别、凝练《中庸》哲学构筑的整体性思维、过程性思维和互系性思维，不仅有利于透彻理解北京中轴线所含蕴的“中和位育”精神价值，也是对赓续中华文脉、推动文化繁荣重大使命的学术回应。

　　“天人合一”的整体性思维

　　《中庸》开篇即言：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。”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人性、天命、道与教化之间的内在联系，构建了“天人合一”的整体性思维框架。在《中庸》看来，人性源自天命，遵循天性而行即为正道，教化则是引导人依循本性、归于正道的过程。这种思想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宇宙本体论观念，即将天、人、道、教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。

　　从本体论视角看，中国和西方传统哲学中对于宇宙秩序的不同理解，造就了两者在认识论与价值论方面的差异。因此，要深入理解儒学的哲学思想，就需厘清中国传统哲学的“宇宙秩序”与西方相关理论的本体论差异。在古希腊罗马哲学体系中，本体论主要研究世界的本原或基质，对此“本原”的研究即本体论研究的先声。从古希腊至近现代，西方主流哲学普遍将“实体”（“实在”“真理”）作为本体论研究的基石。然而，中国古代哲学并未形成与西方相对应的本体论体系，而是发展出了本根论。这种根本的东西主要有四类：道论、太极阴阳论、气论与唯心论。中国哲学本根论区别于西方哲学本体论的最主要特色是，将世界产生的根本原因与这个世界本身合而为一，自成一体。

　　深入探究《中庸》的哲学智慧，我们会发现其中蕴含的哲学思想与现代思维方式有着诸多契合之处，其中最显著的当属整体性思维。《中庸》第二十六章言“天地之道，可一言而尽也：其为物不贰，则其生物不测”。这可以理解为，“天地运行的法则，可以用一个‘诚’字来囊括：诚本身专一不二，所以生育万物多得不可估量。”这表明，中国古人相信的宇宙世界是一个整体，构成这个世界的秩序是多元的，而且整体不受制于万物中的任何一个事物，万物之间相互依存、相互作用，共同维持着宇宙的平衡与秩序。

　　这种整体性思维，对于当代社会而言，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。“天人合一”不仅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追求，更是对个体与社会、个人与宇宙之间内在联系的深刻洞察。它启示我们在处理人与自然、人与社会的关系时，应保持一种整体性的视角，追求内外和谐、天人合一的境界。“天人合一”提供了一种包容性的文化观念，有助于我们应对环境挑战，促进可持续发展，实现人与自然、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。

　　“生生日新”的过程性思维

　　《中庸》的“时中”观念，体现了其“生生日新”的过程性思维。孔子提出“君子中庸，小人反中庸”，并强调“中庸”不是僵化的教条，而是随时代变化而不断调整的动态平衡状态。这种“时中”思想，体现了儒家的过程性思维，即在处理问题时既要遵循基本原则，又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变通，以求达到最佳效果。当论及事物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时，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本根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，促使我们注重事物发展的过程，思考万物之间的关联，即用过程性思维看待世界与思考问题。

　　过程性思维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一种重要思维方式，体现的是万物之间的相关性、互相生成性以及时时转化性，强调的是万物之间的动态关系。不同于西方实体性思维中单线单向的线性关系，在过程性思维中，人与人、人与万物的关系是相互关联的，此即是彼、相辅相成。在过程性思维中，人们追求的始终是“道”，“道”存在于人与万物之间，是人与万物之间的联系，需要用心维护。